海内指什么(你知道文物界的“海内三宝”是什么吗)

“海内三宝”,这只是一种民间亲切的称呼,确切说应该叫它们海内三鼎,分别为大盂鼎、大克鼎、毛公鼎。

三宝中的大盂鼎、大克鼎殊途同归,最终能够完整的被保留下来,都是因为一个人。1951年7月,正在筹建上海博物馆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,收到了一封举世轰动的捐赠信:“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,亟宜贮藏得所,克保永久。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,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,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,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……”这位要将两鼎捐给国家的寄信人叫潘达于。

潘家人是如何拥有的盂克二鼎呢?

大盂鼎,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
清朝道光时期的岐山首富宋金鉴买下了大盂鼎,因为器形巨大,十分引人瞩目,很快被岐山县令周庚盛霸占了,他又把鼎转卖到北京的古董商人。但是宋金鉴心所念之,在考中翰林后出价3000两白银又给买回来了。就这样一直到他去世,没想到他的后代以700两白银卖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,袁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,旋即将大盂鼎献给上司以表孝心。

咸丰九年(1859),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言所伤,遭朝廷议罪。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伸出援手,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宗棠,“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,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”,这句流传甚广的话就是在奏折里提到的。左宗棠为谢搭救之恩,干脆就将大盂鼎送给潘祖荫了。

潘祖荫

在得到大盂鼎的16年后,潘祖荫又得到了另一件重宝——大克鼎。然而,就在得到大克鼎的当年年底,潘祖荫便撒手人寰,原本庞大的家族也变得人丁零落。于是弟弟潘祖年不得不将它们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。

年轻时的潘达于

这时候,故事开篇的女主就登场了。1923年,18岁的潘达于嫁入潘家成为潘祖年的孙媳,20岁起便挑起了掌管门户、守护家藏的重任,守着大量文物财宝借住在苏州城里南石子街“老二房”的旧宅里。

潘家有宝众人皆知,那两尊宝鼎,更是海内外很多收藏人士梦寐以求的。但潘达于一直恪守祖训:“谨守护持、绝不示人。”无论是清末权臣陆军尚书端方,还是酷爱中国青铜器的美国人,他们想换取盂克二鼎的要求均被潘达于一口回绝。

1937年日军侵华时,潘达于决定把两只宝鼎深埋在潘家大院一处很不起眼的老屋里。她请来家中两个信得过的木匠长工,做了一只大木箱,并撬开一间屋子地面正中的方砖,挖出一个约5米深的大坑,将木箱安于坑内,再将大盂鼎、大克鼎以及多件小型青铜器放入木箱内。随后填进泥土、整平后铺上方砖,于其上堆放家具杂物掩人耳目。

日本人攻陷苏州后,前来潘家威逼他们交出两只宝鼎。在这一个多月的周旋中,日本人每天都要闯入潘家搜寻,最多一天竟然有七次。潘达于只能带着家人离开苏州去上海避难。日军洗劫了潘家,所幸的是深埋地下的宝鼎安然躲过一劫。不过呢,日防夜防,家贼难防,潘家的看门人趁着主人不在,几次盗掘若干小件,卖给洪姓古董商人。由于大鼎过于沉重,无法搬动,得以幸免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,潘达于亲见国家兴盛,政府对文物保护十分重视,便萌生了把双鼎捐给国家的念头。1951年,已经迁居上海的潘达于得知上海正在筹建大型博物馆,便写了开篇的那封信。10月9日,上海市文管会举行了潘氏捐赠盂克二鼎授奖典礼,颁发了由时任中央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发的褒奖状:“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、克鼎,为祖国历史名器,六十年来迭经兵火,保存无恙,今举以捐献政府,公诸人民,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,至堪嘉尚,特予褒扬,此状。”

1952年,上海博物馆正式开馆,二鼎入馆珍藏;1959年,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(现中国国家博物馆)开馆,上博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,从此大盂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。从此,两件国之重宝各镇一方,遥相呼应。它们都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(境)展览文物。

2004年2月28日,国家文物局、国家博物馆、上海博物馆曾举办大盂鼎和大克鼎的联合展出,以纪念两座大鼎曾经的主人,捐赠人潘达于100岁华诞。

在捐出盂克二鼎后的几年里,潘达于又数次捐出了家族中收藏的大量珍贵文物。细细点数潘达于家里几百张博物馆的收条,仅上海博物馆一地收藏的文物就达400件之多,其价值估算起来将是惊人的天文数字。

毛公鼎的铭文长度接近五百字(有497字、499字、500字三说),在目前所见青铜器铭文中为最长。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,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,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,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。

话说这毛公鼎和大盂鼎,还有一段小渊源,我前两日看了一本旧书,无意中翻到的,特补充在此。

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,毛公鼎被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。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,以白银300两购得,但运鼎之际,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,买卖没有做成。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,董治官被逮下狱,以私藏国宝治罪。此鼎最后运到县府,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,后来辗转落入古董商苏亿年之手。

咸丰二年(1852年),毛公鼎在被苏亿年运到北京后,经琉璃厂德宝斋、博古斋的李诚甫、刘振卿二位鉴别,之后才将其介绍给陈介祺(据说陈花了1000两),此鼎深藏于密室,鲜为人知,收藏长达53年。而“大盂鼎”被左宗棠运至北京,也是李刘二人率先掌眼鉴定,无误后被潘祖荫购藏。

陈介祺病故后,其后人卖出,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,1911年11月27日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,被革命军所杀。

端方后人因家道中落,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。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购买,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,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、后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手中,存入大陆银行。
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,叶恭绰避走香港,毛公鼎未能带走,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。由于叶恭绰是用假名买得毛公鼎,让日本人无法查知它的下落。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有朝一日将鼎献给国家。毛公鼎几经易手,甚至差点被日本军方夺走,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,拒不透露宝鼎下落。叶恭绰为救侄子,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。1941年夏,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。不久,香港被日军攻占,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。后来因生活困顿,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,由钜贾陈永仁出资赎出,毛公鼎才不至于流浪他乡。

1946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,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,收藏于中央博物馆。1948年,国民党退守台湾,大量南京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。1965年,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建成,稀世瑰宝毛公鼎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,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,是永不更换的展品。

海内三宝的故事就到这了,咱们要延伸一点,那就是随毛公鼎一同被带去台湾的,还有晚清四大国宝之一的散氏盘。刚刚不是还三宝吗?怎么又出了个F4组合呢?别晕哈,因为大盂鼎、毛公鼎、散氏盘还有虢季子白盘都是清代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西周青铜瑰宝,因此这个组合又被称为“晚清四大国宝”。

散氏盘又称夨人盘,因铭文中有“散氏”字样而得名。

散氏盘自乾隆年间出土至嘉庆十五年一直在民间收藏,先在扬州江翰林家收藏多年,后转手谁家则不详。古玩界传说阮元曾收藏过,并仿铸出两件复制品。民国十三年(1924)以前,大古董商都说,遇上散氏盘要格外小心,仔细鉴定。

1810年冬,嘉庆皇帝50岁生日,阿林保将散氏盘敬献做为寿礼,于是给了他两江总督去当。因而在老古玩界中有“阮元定名散氏盘,阿林保献宝祝寿荣升”的口头传说故事。

散氏盘入贡内府,历经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、宣统六朝,久藏禁中,以致无人知晓它收藏在什么地方。火烧圆明园后,传出散氏盘在圆明园被烧毁了。于是,从内务府官员口中传到琉璃厂古董商的耳朵里就成了:“散氏盘真的没啦,只有仿铸的那件了。”

1924年,内务府核查养心殿陈设,发现散氏盘藏在库房。经后来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鉴定,故宫所藏散氏盘为真品。抗战期间,散氏盘随大量故宫文物南迁。1949年,国民政府迁台,散氏盘运抵台湾,安置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最后,再来说说四宝中的虢季子白盘,请大家放心,这个没有被带到台湾去,它和大盂鼎都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地下一层的古代中国展厅。它也是首批禁止出国(境)展览文物。

虢季子白盘形制奇特,好似一个圆角长方形的大浴缸,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,口沿饰一圈窃曲纹,下为波带纹。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,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,荣立战功,周王为其设宴庆功,并赐弓马之物,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。

在大盘铸成2600多年以后的一天,这时已经是清朝道光年间,在“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之虢川司”,这里正是当年白的封地,又重返人间。

在这里担任县令的徐燮是个古董爱好者。他喜欢的玩意,只要没有更厉害的人物跟他抢,那就是他的了,所以他以极低的价格将大盘据为己有。徐的老家是江苏常州,卸任之后,就将大盘带回了老家。时间到了太平天国时期,护王陈坤书镇守常州,于是就成了大盘的主人。

同治三年(1864)初夏,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,随李鸿章镇压太平军。这日,官军拿下了常州城,刘铭传就住进了护王府。时至午夜,刘铭传正在灯下读书,万籁俱寂当中传来悦耳的金属碰撞的声音,声音虽然不大,但是极具穿透力。刘铭传顿生好奇之心,当下拿起蜡烛去看个究竟。

刘铭传

转了一圈,发现在屋后马厩里发出的这个声音。他仔细观察倾听,发现是马的笼头上的铁环碰上了马草料的食槽,所发出的声响,这个声响实在非同一般。

他蹲下仔细看时,发现马槽硕大,槽壁在烛光中发着深沉的绿油油的幽光;不是铁的,是个铜的。刘铭传伸手,抓住把手往上一提,呵,重不可举;在随手找来一件铁器,轻轻的敲了一下,大盘发出清远玄妙的声音。

刘心中有数,知道这绝非寻常的马槽。第二天一早,刘铭传命令马夫将马槽刷洗干净。摆在院中,只见大盘四周注满了花纹,异常复杂,而大盘内底还有8行铭文,通篇字体工整严谨。刘铭传明白,这是一件难得的宝贝,随即命人押运送回他的合肥老家,还在宅院中专门盖了一座亭子取名“盘亭”。

现今刘铭传故居“盘亭”

这一举动相当于现在刷爆了朋友圈的新闻一样,自然引得不少达官贵人争相欲往观赏。而刘铭传偏偏不轻示人,得罪了不少权贵,据说连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想来看,都没给看。

光绪十一年(1885)台湾撤府建省,刘铭传赴首任台湾首任巡抚,大盘并没有跟着他去台湾,而是继续安驻合肥老宅盘亭之中。

光阴荏苒,到了清末民初之际时局动荡不已。此时刘铭传已经作古,他的后人在这以后的几十年间,为保护虢盘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争,其间最具威胁的先是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的刘镇华。

作为地方官的刘镇华在1933-1936年主持安徽政务,对虢盘觊觎已久,多次派人以种种理由到刘府搜劫,虽未果,但刘氏后人却饱受了皮肉之苦。接着,日军入侵,刘家后人知不能敌,只得将虢盘重新入土,他们将虢盘深埋丈余,其上铺草植树。而后举家外迁,以避战乱。日寇多次搜掠也成泡影。(这一段倒是和潘达于藏匿盂克二鼎如出一辙)

光复以后,李品仙任安徽省主席,再次逼刘氏后人交出虢盘。刘家人无奈,只好再次举家出逃避难。李品仙的亲信,合肥县长隆武功,为讨好上司,亲自带人到刘家老宅,将几十间房的地板全部撬开并挖地三尺以寻虢盘。终亦未果,悻悻而去。

领导为刘肃曾颁发奖状

刘家人在近五十年间为保护虢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,1949年1月21日合肥解放,刘铭传的第四世传人刘肃曾先生感到有救了。他带领家人挖开历经十四年的封土,令虢盘重见天日,并毅然捐献给国家。

图为1950年3月3日起,文化部文物局在故宫团城承光殿为虢盘举办特展

虢盘重新面世后,首展在合肥古教弩台,曾藏于故宫博物馆,现藏于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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