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来自豆瓣网友 安全隐患柴斯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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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2年，派拉蒙高层看中了一部讲述意大利黑帮的通俗小说，决意将之改编为洋溢着浓厚民族与地域色彩的大作，于是请来了意大利裔导演弗朗西斯·福特·科波拉，就此诞生了《教父》。打个不恰当的比方，这个班底相当于一位河南导演，带领一干河南演员，凭借仿佛自恶魔契约交换而来的非凡组织力，拍摄了一部说河南话、做河南事、有大量场景设置在河南的河南电影，最终令大批良家观众在走出电影院的刹那就恨不得投身黑道：『做河南黑帮真酷！』
不妨说，《教父》堪称是按照自己的标准重新定义了什么是『酷』——鉴于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最酷的事莫过于此，也便毫不奇怪它能跻身经典之列：直至今天，每当卫道士们批评《老炮儿》等片三观不正时，认为此类讨论荒诞不经的人们往往会在反驳时祭出《教父》。然而，以浪漫手法描绘黑手党高层，恰恰是由《教父》发扬光大的犯罪片『传统』。所以，《教父》的三观到底是什么？
首先要搞清楚的是，『三观』一词的风行，源于议论角色的私德乃是观影过程中的重要活动，绝大多数观众真正想从电影中获得的，无外乎是爱与恨、婚与恋、意淫与脑补；更何况人类社会从未在真正意义上扯下名为『道德』的遮羞布，约炮、包养、嫖娼、群P、SM当然早已成为了『正常』的现象，可名人从事此类活动的消息一旦被爆出，仍是大众舆论中不折不扣的重磅丑闻。
于是在《教父》中，『三观』成为了导演的棋子，每当科波拉希望你喜欢一个角色时，『渣男』将会成为全世界距离该角色最远的名词——维托因地头蛇作梗失去了杂货店的工作，面对生计无着的巨大挫折他带回家的却并不是怨气，而是满面笑容和一个梨；家族骨干成员克莱门扎在临出门前听从了妻子的指示『给家里带点奶油煎饼卷』，接下来便在谋杀现场指挥杀手『把枪扔下、把煎饼卷带上。』;懦弱的二哥弗雷多沉迷女色，暴躁的大哥桑尼包养情妇，而能力杰出的迈克尔和汤姆·哈根皆是『正人君子』。
鉴于许多观众默认了『私德好的人就是好人』，指向性如此明显的设定自然能在这批观众心中将『教父』的立场正当化。可是，私德再好的黑社会也依旧是黑社会，两代柯莱昂教父之所以能吸引到数量巨大的良家粉丝，另一个原因是家族的主要业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『烧杀抢掠』——除了名载影史的杀人大清洗段落和维托年轻时的『小偷小摸』，他们的其他罪行几乎没有被正面地展现出来过。一个并不算太『黑』的黑社会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如《教父2》中所展现，老教父维托崛起于法制并不健全的混乱年代，他的揭竿而起在本质上是罗宾汉式的杀富济贫。以他为代表的欧洲移民不具备在城市中谋生的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，既要遭受地头蛇的欺压也要忍受美国本地人的歧视，所以不信任法律而信任『老乡』，继而组成『帮派』来保护自己、从事商业活动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发展得好的帮派吸收发展得一般的帮派，大的帮派吞并小的帮派，如此循环往复，便形成了柯莱昂家族的庞大产业。很难说他们是黑恶势力——坦白讲，单单根据电影中的描述，柯莱昂家族为民众带去的更多是繁荣与稳定。
然而，维托是个很典型的『卡里斯玛型领袖』。他的绝对威望虽然在他在世时促成了家族的飞速发展，可是由于无法被继任者复制，所以导致了他过世后组织内外的巨大动荡。另一方面，由于经济的发展、教育水平的提高、民主与法制的健全，柯莱昂家族『势力范围』内的民众也不再像以往那样仰赖『教父』，于是到了二代教父迈克尔的时代，柯莱昂家一方面努力运用金融和政治手段『漂白』家族事业，另一方面则与更罪恶的腐败做着斗争——堂堂警长和『不道德』的黑帮勾结，参议员虚荣伪善、过河拆桥，甚至宗教界人士也是心狠手辣、贪得无厌。
因此若以当今的流行语来描述，柯莱昂家可谓是『没有作太多的恶』。他们策划谋杀，却并不滥杀无辜；他们的起家靠得是在禁酒年代贩卖私酒，但禁酒令本身就是个天大的笑话；他们开设赌场，但即使你联想到了下载网站上经常蹦出的六合彩弹窗，也很可能会认为这是种并不该被法律禁止的高逼格娱乐；他们不仅不胡乱玩弄权术，更屡屡因『盗亦有道』陷入被动境地；他们致力『救救孩子』，拒绝参与利润丰厚的贩毒业，对被电影业主力消费者——中产清新观众所不齿的色情业也没什么兴趣；他们变成黑社会，是因为有些东西比他们更恶。
在《教父》和《教父2》登场的年代，『总统靠欺骗上位』的水门事件及各式挑战传统的民权运动，令人们开始怀疑道德已滑坡并怀疑『道德』；越战泥沼、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，则多少在人们心中埋下了『看不到希望』的惨淡，更容易认为社会不公——《教父》中公职人员的形象之所以如此负面，多少也是上述背景下大众心理的投射：人们怀念一个从未存在过的教父贤治，维托·柯莱昂俨然成为了蝙蝠侠般的正义主持家、地下拯救者。
如果说《教父》美化了黑手党，答案是肯定的——这种简直活在《新闻联播》中的『犯罪家族』究竟是否存在过，是很令人起疑的：毕竟，历史上的老教父原型卢西亚诺一生花天酒地，年近七旬时还感染了梅毒；在听说史上最残暴帮匪头子阿尔·卡彭的死讯后，他于豪车后座失声痛哭：『他可是个好人啊！』所谓『白道』当然是十分黑暗的，但解决问题的方法，难道是在『黑道』吗？
《教父》是在像它的忠诚致敬者《疯狂动物城》一样，直白地表示『政府不可靠、不如找黑道』吗？事实上单看《教父1》，很容易觉得它是在赞叹黑社会惊人的团结、卓越的复仇、高效的运作，相比之下讲求『程序正义』的『正常社会』简直无比脆弱。仿佛是为了修正这一印象，科波拉在《教父2》中将『虚无』二字展现到了极致——迈克尔经过重重斗争才维护住了『家族』，代价则是彻底失去他最看重的『家庭』，原本属于理想主义的双手沾满了血污，他将用余生的每一秒钟去质问自己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。
在第二部中占据重要戏份的小个子犹太人海曼·罗斯，也失去了一切。他与维托·柯莱昂乃是在禁酒时代一起征南闯北的搭档，结果却是要与维托的儿子彼此算计、以命相搏；他在古巴一手建立起了足以被写入历史教科书的娱乐帝国，但这份产业却随着卡斯特罗革命的成功灰飞烟灭——他的原型乃是以极度长远的构想闻名于世的黑手党头号智囊梅耶·兰斯基，这是一位虽然没有太多机会受教育、却对学习非常热衷，尤为喜爱莎士比亚戏剧和背诵林肯总统《葛底斯堡演说》的长者；在梅耶身故后，大批传闻表示他的秘密资产高达三亿美金——『没有了！』他的家人回答，『他的全部资产都葬送在了古巴！』
《教父2》中，『移民及移民后裔』成为了重要的主题，他们夹杂在回不去的故国和并没有完全接纳自己的美国文化之间，对身份、地缘充满焦虑。事实上，与其将《教父》当作一出『犯罪很酷』、『黑手党很帅』的童话，不如将它当作科波拉对美国移民家庭命运的缩写。迈克尔身为退学入伍、对『美国』充满热情的二战英雄，却只会得到参议员这样的评价：『我不喜欢你这类人。我不喜欢看到你油头粉面、穿着纯丝的西装假装是位正直的美国人。我是和你做生意，但事实上我鄙视你的假面具和你那种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做事方式。你和你他妈的整个家族。』海曼·罗斯，以及梅耶·兰斯基，则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渴望回到以色列『落叶归根』——当然是遭到了以色列当局的拒绝。
分析经典是为了创造新的大作。那么，怎样拍摄一部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《教父》呢？在社会变迁了如此之多的当下，恐怕并不是将《教父》翻拍一遍那样简单。《教父》的关键元素，是私德完美、魅力无限的主角，一度满怀理想、踌躇满志，在并无法制可言的蛮荒地带，建立起自己的秩序，为了维护它而付出越来越高昂的代价，随后步向幻灭——放到今天，这其实会是段互联网创业的故事。而且，考虑到传媒技术的发展令电影业早已不复七十年代的辉煌、继而将叙事艺术的精英从电影业转移到了电视（网剧）业，所以今日的《教父》更可能以电视剧的面貌呈现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最适合与《教父》相提并论的，并不是怀旧风浓郁的黑帮历史剧《大西洋帝国》，而是HBO的当红喜剧《硅谷》。两部作品之所以在气质上的反差巨大，在于《硅谷》依旧是按照刻板的印象和戏谑的笔调，将程序员塑造成了饥渴木讷、有强迫症的单身汉，而非像《教父》般以史诗的笔法塑造出人人皆仰慕的『完人』。
但更具积极意义的是，如果说《教父》对『生存』给出的是极其消极的答案——倘若不在这个黑吃黑吃黑吃黑吃黑吃黑的世界中也变成『黑』的一部分，柯莱昂家也会被更大的『邪恶』吞没，《硅谷》则在竭力证明讲求商业道德的创业团队，虽然会收获一些来自长者的教训，可是凭借杰出的技术和优秀的配合，仍然是可以在竞争激烈（当然，有些人更喜欢的形容词是『弱肉强食』）的商业社会中奏起凯歌。
也许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部真正『三观端正』的史诗电影：高智高才、并不猥琐、不缺情商、更遵守商业道德的程序员，率领着自己的黑客组织，为『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好』这一伟大目标，做出一点点微小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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